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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 笔者慕名采访了曾在周总理点题下, 主创并率团赴中南海为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话剧《雷锋》的沈阳军区原抗敌话剧团团长、知名电影艺术家———贾六。现年85 岁的贾老尽管听力稍差, 但谈及44 年前话剧《雷锋》诞生前后的诸多细节, 仍然思维敏捷、记忆犹新:
1963 年初, 我正在搞中苏友谊方面的创作, 脚本还没写完呢, 便因中苏关系恶化而中断。正发愁新选题之际, 军区文化部通知我: “正月十五,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驻京文艺工作者元宵节招待会。”会上, 周总理对我说: “你们沈阳军区能不能把雷锋的事迹搬上舞台和银幕呀? ”我一听, 顿时头就大了: “用话剧的形式将雷锋的事迹搬上舞台, 这可是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啊! ”见我迟迟没表态, 八一厂的同志出语相激道: “总理都点题让你写雷锋了, 你可得写好哟! ”如此重大题材, 岂是轻夸海口的小事? 正在思忖写不写、怎么个写法的我, 听八一厂同志这么一激, 索性半开玩笑地责问道: “你们八一厂剧作家有的是, 哪个不比我们强, 你们怎么不写呢? ”
话一出口, 我顿觉失言了。毕竟, 雷锋诞生在沈阳军区。自己虽然不是作家, 但身为军区抗敌话剧团团长, 却有着战争年代数年创作、演出幕表剧、活报剧及话剧的实践。这次如果连周总理点题的话剧都创作不了, 也太有负全区官兵乃至东三省父老的期待啦! 这么一想, 我暗下决心: “一定要写好! ”
回团后, 大家一听是周总理亲自点题的话剧《雷锋》, 甭提有多兴奋啦, 但身为团长的我却格外冷静: 在艺术家动辄遭戴“高帽”的背景下, 谁想创作什么, 必须通过党委会、艺术委员会及团务会的三审才行, 即便是剧团团长和政委也不能直接向编剧出创作选题。为此, 我连续开完上述三会, 才将话剧《雷锋》的构想、编剧及演员分工等一系列问题定下来。
就在我悄然展开之际, 军区文化部丁洪副部长打来电话: “你可真有老猪腰子( 东北方言, 指特有主见) 呀, 连总理点题的话剧也敢做而不报? ”“我这头还保着密呢, 你咋知道的? ”我本想绕弯试探一下他的口气, 哪知他却不紧不慢地说: “你写吧, 早点完成了也好给部队演出。”听他这么一说, 我忙问: “啥时候演? ”“最好是军区三级干部会的最后一天。”我掐指一算, 只剩下不到十天的时间了, 从创作到演出只有十天时间, 这也太紧张了, 可转念一想, 战争年代那时哪写什么剧本呀, 临上台时把角色一分, 再大致讲一下剧情, 余下的全靠即兴表演了。如今条件这么好, 还有啥为难的? 于是, 我立刻牵头成立了六人创作小组, 且每两人为一组, 将话剧《雷锋》的八场戏落实到三个小组, 再按场序落实到各组。
那阵子, 天刚一擦黑我就和孙正海躲进小屋里开始创作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反复推敲, 遇到拿不准的就干脆边演边定词。饿了, 就煮包挂面填一下肚皮, 稍缓过一点神儿再接着写。熬到后半夜三四点钟一场戏终于完了稿, 把脚本往桌上一撂, 倒头便呼呼大睡。第二天清早一碰头, 另两个小组的进度也一样。于是, 又马不停蹄地刻蜡纸、手工印刷、上台排练。虽说剧本粗糙些, 但全团齐心协力、废寝忘食、各抒己见的创作精神, 让丁洪副部长惊讶不已: “就凭这种精神, 《雷锋》不进京才怪呢! ”
彩排结束, 全团演职人员累得直打晃。我一算离演出还有三天, 便宣布: “全团放假, 给我死睡两天! ”闻知这一破天荒之举, 丁洪副部长兴奋地向军区政委赖传珠汇报说: “贾团长边写边排的话剧《雷锋》, 可以在三级干部会上公演啦! ”
首场演出很成功。陈锡联司令员看后高兴地对我说: “好! ”巧合的是, 第二天毛主席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题词就到了沈阳军区。为此, 全体与会同志去沈阳火车站迎接毛主席的题词, 并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。
看到毛主席的题词后, 我马上将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———毛泽东”照原样刻成大字, 悬挂在舞台的幕布上。有人提出异议: “话剧舞台挂领袖题词, 政治味儿也太浓了吧? ”我说: “这是创新, 没啥不妥的。”
首场演出后, 有人提议应补加雷锋抓特务的情景, 我没理这个茬。为啥? 话剧创作总不能脱离生活吧? 第二稿刚改完, 我就接到去总政汇报的通知。到总政后, 我脱稿将剧中的故事梗概讲了一遍, 讲完了把本子一摊: “大致就是这些故事, 具体的细节, 你们看本子吧。”原以为如此重大题材, 咋也得研究几天吧? 哪知, 几位领导当即拍板: “不必细看了, 你们准备进京演出吧。”
